张献忠的轶事典故中有哪些令人称奇的细节？

导读：" 张献忠的轶事典故中有哪些令人称奇的细节？1.张献忠的背景-张献忠，又称“张狂”，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个著名军阀。他出生在四川一个贫苦农家，原本是一个小小的农民领袖。然而，他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狠辣的手段，最终成为了四川的统治者。2.张献忠的残暴行径-张"

张献忠的轶事典故中有哪些令人称奇的细节？

1.张献忠的背景

　　-张献忠，又称“张狂”，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个著名军阀。

　　他出生在四川一个贫苦农家，原本是一个小小的农民领袖。

　　然而，他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狠辣的手段，最终成为了四川的统治者。

2.张献忠的残暴行径

　　-张献忠在统治四川期间，以其残暴的行径而闻名。

　　他不仅屠杀了大量的平民百姓，还对各种社会阶层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他的军队经常进行抢掠和掠夺，给四川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3.张献忠与女真族的关系

　　-张献忠在四川统治期间，曾多次与女真族进行联合。

　　女真族是清朝的前身，而张献忠则希望借助女真族的力量来对抗明朝的统治。

　　他与女真族的结合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还涉及到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4.张献忠的财富积累

　　-张献忠在其统治期间，通过掠夺和压榨百姓积累了大量财富。

　　据说他的财富堆积如山，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军阀之一。

　　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抢劫和征收的税款，以及对商人和地主的敲诈勒索。

5.张献忠的传奇死亡

　　-张献忠的死亡方式也是其轶事典故中令人称奇的细节之一。

　　传说他在逃亡途中遇到了飓风，他的财富被风吹散，他本人也被风吹到高山上。

　　当他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时，他决定自焚而不是被敌人俘虏。

　　据说他在火中大笑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总结：

　　张献忠的轶事典故中，有许多令人称奇的细节。

　　从他的背景到他的残暴行径，再到与女真族的关系和财富积累，都展现出他的独特性格和军事才能。

　　而他最后以自焚而不是被俘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更增添了他传奇的色彩。

　　这些细节既展示了历史的残酷性，也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

张献忠的轶事典故

参见：张献忠黄金盘

　　成都民间流传过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

　　”传说清兵入关，四川境内发生连年混战，张献忠不得不退出成都。

　　民谣就是说的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不至于因年代久远而迷失，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谁发现了石牛石鼓，就有可能找到“大西国”的神秘宝藏。

　　张献忠携带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都分随船队沉落江中。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士两”字样清晰可见。

　　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找到了证据。

　　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300多年前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

　　2015年12月16日，专家确认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呼吁尽快保护。

　　2016年1月5日，让厅备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心区域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除发现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及“西王赏功”金、银币外，最为珍贵的是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的金封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家长，李家短这句白话俚语与张献忠有关。

　　张献忠治成都时，派缉事兵丁，于大街小巷来往巡查。

　　当时有两口子，在城墙边搭了间草棚棚居住，一天深夜，这男子喝了酒，东一句，西一句说个没完，妻子听得十分疲倦，便开口骂道：“半夜三更了，你还张家长，李家短说不停。

　　”。

　　谁知这夫妻对话被缉事兵丁听了去，第二天这男子便被捉进官府。

　　张献忠得报后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好！你们听，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分明是说我家长，（李）自成家短嘛！此是吾家胜自成之谶也！他是个良民，发赏释放。

　　”于是，“张家长，李家短”这句白话俚语便流传至今。

　　明末崇祯年间，农民伏孙起农民军首领张献忠攻进重庆后，遇到年轻女子玉贞。

　　玉贞背着一个七八岁的大男孩，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张献忠勒马询问对方为何背着大的，牵着小的。

　　玉贞答，小的是她的儿子，大的是丈夫原配所生，她怕在兵荒马乱中丢了大儿子，对不住丈夫死去的前妻。

　　张献忠听后深受感动，于是让玉贞安心回家，在家门口插上一支杨柳，他的军队保证秋毫不犯。

　　玉贞回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邻居，于是邻居们都在家门口插上杨柳，果然得保平安。

　　后来，这条街就叫做“杨柳街”。

　　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争议由来已久。

　　清廷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就曾指控张献忠在四川进行过多次大屠杀，这一说后来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

　　但也有人认为，类似指控有很大嫌疑是基于为了讨好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和政治上的对立（张属于“贼寇”）而非客观事实。

　　首先前提是：四川人口的锐减。

　　四川的人口在万历六年（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朝当时赋税与人头挂钩，所以明末四川人口当远远大于前面数据，甚至上千万。

　　），至清初顺治十八年，只剩下8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50万）。

　　总之，人口的大量锐减是肯定的。

　　而且，从近几坦毁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

　　正方观点（1）史书和笔记记载。

　　张献忠屠蜀的一些史书和当时人的笔记记载，《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

　　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

　　坑成都民于中园。

　　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

　　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

　　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

　　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

　　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

　　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

　　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

　　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

　　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客滇述》记载：“贼兵之樵采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

　　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

　　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

　　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

　　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

　　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

　　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

　　至是，尽为瓦砾矣。

　　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

　　《蜀乱》记载：“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

　　”《后鉴录》记载：“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

　　。

　　。

　　。

　　。

　　。

　　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

　　《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

　　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

　　……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

　　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

　　……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

　　”（2）屠蜀的目的。

　　张献忠并非一开始就要屠蜀，而是在清军入川，南明反扑以及川民四起的情况下才下令屠光川民。

　　实际上在张献忠决心屠川的时候，其控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有此情况也不奇怪。

　　至于为何川民会反，因为张献忠打仗需要庞大的军需，因此就只能抢夺川民的粮食，加上张献忠好杀人，非常残暴，因此招致了川民的反抗。

　　张献忠在梓潼拜文昌侯为先祖，对梓潼人民比较客气，因此当地人民比较感激他，为张献忠盖文昌庙。

　　还有就是“七杀碑”的传说，有人说外国人在1934年发现了张献忠的“圣谕碑”，写的是“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不是“七杀碑”。

　　其实这个石碑正好证明了张献忠屠蜀的真实性，因为在《蜀碧》《客滇述》《鹿樵纪闻》等中都有记载。

　　（3）屠蜀的物证。

　　《鹿樵纪闻》的记载与《客滇述》基本相同，惟“万物”作“百物”，“自思自量”作“自去思忖”。

　　在这些明清的史料中，根本都没有所谓“七杀碑”的记载。

　　至于“七杀碑”记载的来源是来自咸丰年间的《成都县志》，说是在山上发下了刻有七个杀字的石碑，后来与1914年被破提倡除旧思想的学生给摧毁。

　　至于上面写的是不是七个杀就无从考证了。

　　还有本书叫《平寇志》，是明末遗民彭孙贻所作，该书作者终身拒绝仕清，并且该书在满清的文字狱中，多次遭到满清的查禁。

　　在这本书里也记载了张献忠在安徽凤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事，例如：“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

　　是年张献忠攻克安徽和州时也发生了“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

　　”当然，凭一个张献忠是不可能将四川屠光的，在他死后，满清花了十三年才占领了整个四川。

　　（4）当代学者考证。

　　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考证，成都历史上有3次大屠杀。

　　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2万余人，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

　　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

　　播乱长达50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140万，城外者不计”，其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

　　元朝80余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

　　第三次便是张献忠那次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

　　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3日。

　　3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

　　（5）屠蜀的遗迹。

　　2014年12月，巫溪县古路镇村民冉茂林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块疑似人头骨的东西。

　　而在古路镇名叫玉家洞的山洞中，还堆积着成千上万块人骨。

　　据村里的老辈子回忆口口相传的传说，张献忠曾率部转战大巴山地区，途经巫溪古路镇。

　　村民们耳闻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杀人成疯，所经之处多有死伤状况发生。

　　反方观点（1）前后时间不对。

　　1646年，即满清入关后第三年，满清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宣称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满清真正平定四川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攻陷渝城（重庆）。

　　张献忠死后十三年，清军才攻平定四川。

　　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清军在和谁作战？可想而知而是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造成大量人口锐减的时间应该是清军入川时期。

　　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

　　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2）清廷制造伪证。

　　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碑上写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是，这句很类似张献忠圣谕碑。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

　　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

　　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而满清的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其污蔑之意，不言自明。

　　（3）史书和当时人所写笔记真伪。

　　官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6亿）人。

　　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

　　可是当时全国人口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到6亿。

　　可见官修《明史》对张献忠的污蔑至极。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

　　《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

　　《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

　　而《后鉴录》的作者毛奇龄原本是明朝末年的文人，在清初参与抗清，流亡多年始出。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失节文人毛奇龄投靠满清，当上满清的御用史官。

　　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会试同考官。

　　可说这些人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

　　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

　　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

　　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

　　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

　　”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

　　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满清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4）四川人对张献忠的建庙塑像。

　　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七曲山上，有一座文昌庙，里面供奉这张献忠的塑像。

　　当地曾发掘到一通张献忠部下的禁令碑，叫《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记载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不许“妄害良民”，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为妾”，违者“连坐”、“捆打”，直至杀头。

　　因此，张献忠受到当地人的爱戴。

　　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遇难牺牲。

　　当地人民十分怀念他，此后不久（康熙年间）就悄悄在来人稀少的风洞楼为张献忠塑了像。

　　而此举遭到清廷的反对，张献忠塑像被清廷反复捣毁，并在后墙壁立了一道石碑，这块石碑叫《除毁贼像碑记》。

　　若张献忠真的是屠川，为何当地人还给他建庙塑像？。

　　（5）清廷入川后的大屠杀。

　　而清军在四川的屠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就是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而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

　　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更有甚者还上书顺治帝要求“民、贼相混，玉石难分。

　　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军杀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

　　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

　　”。

　　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

　　人民无依，悉赴川西逃生。

　　”。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清军中吴三桂的军队在四川干了大量坏事。

　　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

　　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

　　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满清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

　　除了《后鉴录》之外，其他的资料很多都并没有将全部责任嫁祸到张献忠身上。

　　张献忠殉难地一一凤凰山。

　　凤凰山位于西充县城东南15公里处，东临多宝寺、太阳溪，西靠金山铺，面积25平方公里，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殉难地。

　　昔日之古战场凤凰山的东、西、南三面筑有的石寨门，已在1958年被毁。

　　但当年大西军在此扎营和与战斗有关的遗址、遗迹仍然很多，人们代代相传。

　　山上150亩的宽阔土地被称之“营房地”，是张献忠扎营的地方。

　　山顶上有一方形巨石，长、宽约2.6米，高4米，名为“将军石”，因张献忠常在此展视地图、观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而得名。

　　凤凰山东麓的三块大石，每块大约长7米，宽6米，高4米，名叫“三块石”。

　　相传张献忠曾将战斗中获得的胜利品，如粮食、衣物、金银等分别放在三块石上，当众发给贫苦农民。

　　至今当地还流传着：“穷人来到三块石，有衣穿、有粮吃”的说法。

　　过去行乞者多爱到此地观望，晚上他们常在中间一磁大石下的石窟里过夜，人们称之为“叫化子洞”。

　　凤凰山北侧有一山峰名“插旗山”，是张献忠悬挂军旗的地方。

　　东南面深沟叫“马槽沟”，是张献忠部队饲养战马的地方。

　　东南面有“牧马岭”是大西军放战马的山岗。

　　凤凰山东麓山下的太阳溪西岸坡地，是张献忠猝遇清兵激战时，中箭的地方。

　　风凰山的东南面山岭叫“带箭岭”。

　　相传是张献忠中箭后将士们扶他回营地途中不幸牺牲之处。

　　山顶东侧有一小丘（土冢）为张献忠墓，今犹存。

　　过去农民路过此处时，常常自觉地添上一杯黄土，以英英灵。

　　在这些地方曾出土过很多戈、矛、箭簇、大刀、马蹬、炊锅等明代兵器图三与遗物，部份收藏在西充县文化馆。

　　西充县于1983年在这里分别树立了地名牌，在带箭岭上树立了《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纪念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纲为其撰写了碑文。

　　西充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3月13日，将“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殉难地一一凤凰山”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政府在凤凰山进行封山育林，培修道路，树立碑记，修建水池，遂成为人们访古寻幽，激发士气的旅游之地。

　　参见：张献忠家庙。

　　在四川省梓潼县城北八公里处的川陕公路旁，有座双峰突起、翠柏森森的七曲山。

　　规模宏丽的大庙古建筑群，就座落在这里。

　　而这里的梓潼大庙也供奉了张献忠的塑像。

　　殿宇楼阁，依山而建，隐现于林扉之间。

　　在庙内的风洞楼墙壁上，镶嵌着一通清乾隆七年（1742年）绵州知州安洪德捣毁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塑像石碑《除毁贼像碑记》。

　　碑高1.33米,宽0.73米,厚0.1米。

　　碑的铭文为安洪德撰。

　　1984年，陈怀皑指导电影《双雄会》，江化霖饰演张献忠。

　　1988年，许圣雨、刘锦旺指导电视歌仔戏《英雄残梦》，许思贤饰演张献忠。

　　201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中华名将张献忠》。

张献忠的沉银事件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2010年被公布为眉山市级文物保护铅态中单位，分布面积100万平方米，清代以来的文献中多记载明末大西军领袖张献忠曾沉银于此。

　　2016年12月26日，“江口沉银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

　　2017年1月5日，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2017年4月13日，发掘面积2万余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西王赏功币数以百计，金器数以闭指千计，银器数以万计。

　　[1]2017年5月12日，考古所有工作全部结束，考古发掘面积20000余平方米，出水文物30000余件，初步发现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件。

　　[2]2017年10到11月，新一轮发掘开展，前期规划5年内建成博物槐山馆，成都市民或可乘船“江战”。

　　2018年4月，考古发掘再次出水各类文物12000余件。

　　[3]。

张献忠宝藏传奇:顺治时沉银 咸丰曾下旨捞掘

张献忠

　　近来，有关张献忠“宝藏”的消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一批权威考古专家聚集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宣布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张献忠宝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三百多年来，围绕它又发生了哪些故事？这里我们就为读者一一道来。

　　提起“宝藏”、“寻宝”，或许最能***人们心底某种原始的欲望，因此在全世界都大行其道。

　　中国的“宝藏”传奇，最有名的应该就算张献忠“宝藏”了。

　　这事儿后来被演绎得越来越神奇，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地宣称，这笔财富的价值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

　　还有人演绎了这样的故事：张献忠的后人逃往海外，在印度洋上建立了国王岛、酋长国，几百年来一直没停止过寻宝行动……。

　　演绎归演绎。历史上，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

张献忠确实有宝

　　张献忠其人，大多数读者都很熟悉。

　　明朝末年，在延安府当捕快的张献忠参加了起义军，和李自成同属高迎祥麾下。

　　后来，各股起义军中，只有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势力越来越大，李自成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发展，张献忠则转渣斗滑头向南进攻长江流域。

　　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称大西王；1644年8月9日，张献忠攻破成都，8月16日登基成为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史料中，对于张献忠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说他“嗜杀”，二是说他“掠财”。应该说，这里有后来的统治者对“反贼”刻意抹黑的成分，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据史料记载，张献忠攻下武昌后，将明朝的楚王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还有人说，张献忠在四川，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

　　同时，他还销亩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

　　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张建斌先生撰文记载了这样的说法：崇祯皇帝和张献忠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

　　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

　　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但是张献忠的大西皇帝没有做多久。

　　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

　　同年11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

　　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张献忠死了，他的起义军后来也都被清朝剿灭了。

　　但张献忠聚敛的那些财宝，清朝廷好像并没有收上来多少。

　　这自然就留下了疑团：那些宝物都去哪儿了？。

　　不知从哪里传出了这样一首歌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

　　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人们认为这是破解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此后一直在成都一带流传。

江口沉如腊银史上有据

　　不久前，一批权威考古专家宣布，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事实上，300多年来，这里也是最可信的张献忠藏宝地。不过，这里的“宝藏”很可能不是张献忠主动“藏”的，更可能是他无奈“撒”的。

　　与此相关的事件，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

　　1646年，也就是顺治三年的时候，大清军队压境，张献忠已经明确意识到自己在成都的地位岌岌可危了。

　　因此当年年初，张献忠曾经进行过一次大的战略行动，他亲率大西军十多万人马，乘坐数百艘木船，并且带上了他的大部分金银财宝，从成都启程沿锦江南下。

　　关于此行的目的，史料上说法不一，但从当时的形势看，张献忠南下转移图存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当船队来到锦江汇入岷江的彭山县江口境内时，却遭到明朝故将、当地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

　　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败归成都，而许多载满金银的木船则沉入江底。

　　至于这些金银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很神秘的是，江口镇石盘山的石龙沟中，真的有“石龙对石虎”，就是对面的两座山，一座很像石龙，一座很像石虎，至于这是否是后人的演绎，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的史料中，对沉银有更多细节的记载：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由于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

　　打算在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

　　但是后来张献忠部队遭到了阻击，江船阻塞了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

　　据说，杨展得胜后，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那些沉船里装的是金银财宝，后来是从张献忠部下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才开始组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遗金。

　　针对木鞘装银的特点，杨展采用的打捞方法是用长枪“钉而出之”，所获巨大。

　　得益于这一笔飞来横财，杨展“自是富强甲诸将”。

　　不过，杨展得了这笔外财的说法，也被很多人惦记上了。

　　此后几年中，四川陷入各种武装混战中，顺治六年（1649年），杨展被人杀害，袁韬、武大定等武装力量瓜分了杨展的部众、地盘。

　　这两个人都认为杨展得了张献忠的“宝藏”，一心要把这笔“宝藏”挖出来，不惜严刑拷问杨展的夫人，但最终却一无所获，令二人大失所望。

　　自此以后，江口沉银一直被各方人士所觊觎，从来没被忘却。

　　据《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

　　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说，他亲眼看到彭山、眉山居民捞到江中银子。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闹事、财政困难，咸丰皇帝下旨给成都将军裕瑞，让他“悉心访察，设法捞掘”，但最终也是空费心机，毫无结果。

锦江藏宝真假莫辨

　　关于张献忠江中藏宝，还有一个更有戏剧性的说法，就是张献忠在成都城外的锦江，主动藏下了大量金银。

这个说法乍听上去耸人听闻，殊不可信，然而却影响巨大，主要因为它在清朝的官修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有明确记载，这里我们就抄录如下：

　　“（张献忠）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阔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

　　“用法移锦江”，好像是神仙做的事儿。

　　后人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张献忠曾经出动大量人力，以治理水灾为名，在锦江筑起高堤，然后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无数金银财宝埋入坑中。

　　再重新决堤放水，淹没埋藏珠宝的地方。

　　甚至很可能在坑旁筑起石牛和石鼓，并以此为记号，这也是那个著名歌谣的来源。

　　至于做这件事的时间，也是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江口沉银”之前，也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江口沉银”之后，各有各的理由。

　　长期以来，这事儿不过是说说而已。但到了抗战时期，却真有人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在锦江上轰轰烈烈开展了一番打捞事业。

　　这里的核心人物，是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人们日常的生活秩序都被打破，在和平年代生活中人们不太会想不太会做的一些事儿，这时候也可能被人们尝试。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杨白鹿拿出了一张藏宝图。

　　关于这张图的来历也有很多说法，最有戏剧性的说法是：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杨白鹿接济，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

　　为报恩，临别前，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几经辗转流落杜家，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

　　此后多年，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至于杨白鹿在1937年冬，把这张藏宝图拿给谁看，也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在川军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

　　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川军将领们被这张图深深打动，出资组建了锦江淘金公司，准备把“宝藏”打捞出来献给国家，以为抗战所用。

　　而作为川军师长的幸蜀峰，被推选负责整个工程。

　　他们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终于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是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接近江心的地方，于是在1938年冬季趁河水较小，加速开挖，结果一无所获。

　　第二年秋水退后又继续，上百人前后历时十多个月的辛勤劳动，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打捞主办方宣称：“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不久，又传来特大“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

　　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浪潮席卷整个成都。

　　然而，早已作古的张献忠其实是和川军将领们开了个大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只是3大箩筐小铜钱！轰轰烈烈的挖银事件，最终成了一场闹剧。

张献忠杀了多少平民?

　　历史是一位多变的妖姬。

　　她不仅不断改换头面，而且罩着层层面纱。

　　去年是张献忠攻入成都360年纪年，在六个甲子之际，张献忠成都大屠杀一事，桥扰巧又重新成为人们品评的对象。

　　有力主张献忠血腥屠杀成都，以至于成都人烟殆尽的；也有持相反观点，认为张献忠是被诬蔑栽赃的。

　　双方各持一端，都认为自己看清楚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争论了大半年。

　　然而揭开这位妖姬的盖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知道盖头下面或许还有面具，即使揭开了其面具，下面那娇媚多变的面孔也是不容易看清楚的。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退步，我们应该要努力去接近她的真面目。

　　成功与否，这倒不是主要的。

　　历史风云，千敏键秋功过，自有评说？。

张献忠屠成都如是说

　　在影像技术发明之前，历史故事的记录和流传，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口头语言的流传，这也是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最原初的方式。

　　随着文字和纸张的发明，书写记录方式出现了，由于书写文字记录的优点，书写逐渐占据了历史记录的主要地位。

　　一代一代的历史传言也就是由后代所修的史书等文字记录，再加上民间语言的流传所构成的。

　　张献忠屠成都的历史传言也主要就是这样形成的。

正史如是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张廷玉，主持编修了前代明朝的历史《明史》。

　　在张廷玉主持编修的《明史》中，记载了张献中屠杀四川以及成都的事件。

　　书中提到张献忠在公元1644年农历八月攻陷成都后，建立大西政权，改名成都为西京。

　　在《明史·张献忠传》中，张廷玉指出张献中性情狡谲，喜好杀人，一日不杀人，就悒悒不乐。

　　他谎称开科取士，将四川的士子集中在青羊宫，全部杀害，士子的笔墨都堆成了丘冢。

　　不仅杀害了成都以及四川的士子，张献忠还在中园坑杀了无以计数的成都市民。

　　不仅如此，张献忠还杀自己的军队和手下，光是他的军队就杀了九十八万。

　　他还派遣军队从成都从四路分别屠杀各个府县，这叫做草杀。

　　在文武百官上朝之际，他叫来十几条狼狗，狼狗所嗅的官员，就会被拉出去杀掉，这叫着天杀。

　　张献忠不仅是一个杀人狂，还是一个变态狂，他还自创了生剥皮法等杀人方式。

　　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以至于他的手下将领都不堪忍受，起了谋反之心。

　　后来，成都和李唤四川的人被杀完了，又由于清军的大军压境，张献中于是试图打回陕西老家，大顺三年张献忠撤离成都，焚毁全城，再将诏劝进城者全部屠尽。

　　又将锦江放干，挖了一个数丈的坑，将强取豪夺的数以万计金银珠宝埋于其中，然后决堤放流，说是为了不让后人获得这些宝物。

　　结果成都就成为了，千里无烟，举城尽为瓦砾，虎豹白日出没的荒野之地。

　　与《明史》遥相呼应的文献记载还有很多，清代毛奇龄在《后鉴录》也提到及张献忠屠成都及其州县的事。

　　张献忠先将卫军和在营新兵十五岁以上的杀了，一共杀了卫军七十五万多、营兵二十三万多；其次杀士子‘市民、僧人、道士。

　　医生等三十多万。

　　然后挨家挨户地杀。

　　自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多里地地方，尸体堆积如山。

　　清朝的查继佐在《罪惟录》也记录了张献忠的二次大屠杀。

　　一次为屠重庆。

　　其二就是屠成都，张献忠在攻陷成都之后，先将明朝的官员全部杀了。

　　他也记载了杀士子一事。

目击证人之说

　　《圣教入川记》作者是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的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

　　由于他们都是张献忠屠城的目击证人。

　　因此他们所撰写的《圣教入川记》也应该说最具有权威性。

　　国内长期不知此书，直到1917年上海教会把它翻译成中文。

　　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利、安两名传教士的口述。

　　他们在张献忠称帝那年经人推荐，被张封为天学国师，直到献忠被清军射死都在献忠身边。

　　可以说《圣教入川记》是张献忠屠成都的目击记录。

　　书中记载说。

　　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

　　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

　　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

　　大多被他杀死，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截去，或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1645年11月22日，张献忠决意杀全城居民，先暗下派遣一个人伪报说有敌军将到，将军队调出城，分布在各处把守要路，以防百姓逃走，城内之兵遍搜各家各户，驱逐百姓出城。

　　最后将老百姓齐集载沙坝桥边残杀。

　　当时被拘的百姓集于南门沙坝桥边，百姓一看到张献忠来了，都跪伏在地，齐声高呼饶命。

　　但是张献忠不为所动，毫无哀怜之意，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随即命令军士急速动刑。

　　最后沙坝桥尸积成山，血流成河，尸体将锦江都给堵塞了，而不能行船。

　　成都顿时为之一空荒凉惨象，不忍瞩目。

　　书中还记载了，张献忠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在离开成都前，张献中还杀害妇人40多万人等等。

　　与两位西方传教士一样，明遗民四川人费密也是张献忠同时代人。

　　他的笔记杂录体明史著作《荒书》，也记载了张献忠屠成都一事。

　　书中记载了张献忠占据了成都之后，每天杀人，先杀他的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等，杀了之后就投南门外大桥下。

　　同时也记载了张献忠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成都东门外一事。

　　由于费密是张献忠同时代人，是张献忠屠成都一事的目击人，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属第一手资料。

《蜀碧》如是说

　　其实关于张献忠屠成都一事，影响最大的是一本事过近百年后才出现的《蜀碧》一书。

　　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

　　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

　　彭遵泗是四川丹棱人，当时他也想搞清楚明末家乡发生的这一重大变故。

　　为了写好这本书，彭收集了大量史料文献，《蜀碧》中所引证的书目几乎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据蜀的所有史料。

　　其中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五种。

　　《蜀碧》的记载大量详细描写张献忠的杀人方式方法和他的变态古怪行。

　　书中说张献中常常把小孩子掷在空中，任凭落下触在枪尖上，看着那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情况以为快乐。

　　有一回，他已积起了一大堆的妇女的小脚，带着他的爱妾去观赏。

　　看了一阵，觉得那山一般的小脚堆上还缺少两只出色的小脚做顶尖，就把他爱妾的脚割下来放上去了。

　　他每到一处，杀一大批人以后，还要把头，手和脚分别堆积起来，点清数目以后，记一笔帐，还要刻在碑上。

　　一天晚上，张献忠把他自己的老婆和儿子都杀了。

　　第二天很是懊悔，恨他的从人不去劝阻，于是把从人也都杀了。

　　他的妻子固然服从他，他的从人连杀他自己的妻子都不敢去劝阻，更是绝对服从的；但他统统杀了。

　　可见他的杀人，并非专为排除异己。

　　张献忠的杀人，有时无非出于好奇心，譬如杀一个状元的事。

　　他很尊重那状元，只是因为钦佩已极，要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多才多艺，就把那状元的肚子活活的剖开来看。

　　在明间传说和他人记载的基础上，彭遵泗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详尽描写了张献忠的杀人细节。

　　正是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记载，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张献忠屠成都的印象，也在人们的头脑里进一步确认了张献忠杀人的真实性。

　　相似的记载还在野史中出现。

　　欧阳直的《蜀乱》记载，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对象先是明朝的蜀府宗室，其次是不投降的文武官，再次是乡绅，后来轮到自己的将领。

　　凡所剥的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就是今天天府广场从毛泽东像到百货大楼一条线的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队列。

民间流言与大腕言论

　　除了以上的文字记载之外，张献忠屠四川以及成都，在明间还有许多流传。

　　其实《蜀碧》上的很多记载都是明间遗事。

　　当时有民谚这样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

　　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而最出名的莫过于七杀碑之说，说碑上写的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表现了张献忠借替天行道之名，行屠杀无辜之实。

　　鲁迅先生的一番话也成为力主张献忠屠成都一派有力的支持。

　　鲁迅在看了《蜀碧》之后，提出张献忠杀人就像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为“杀人而杀人”。

　　他开初也想当皇帝，并不是胡乱屠杀人民，后来听说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当皇帝显然没有可能之后，于是就开手屠杀。

　　他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东西了，杀人毁城就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

　　鲁迅还将他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作比较，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

　　同时张献忠屠四川以及成都，在海外学术界也似乎得到了定论。

　　海外汉学界几乎都主张肯定的观点。

　　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到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以及詹姆斯·B·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

　　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

　　近年，在成都又有不少的考古遗迹，似乎也在为主张张献中屠成都提供实物佐证。

　　成都新南门施工挖掘的时候，挖出了一个“万人枯骨坑”，有专家声称这是张献忠屠城所留。

　　而在天府广场施工的时候，在地下7米处挖出一被火烧过的龙爪，考古专家也推测该物是明朝张献忠火烧皇城的遗证。

张献忠屠尽成都人？

　　张廷玉等描写的张献忠屠杀后的成都，人口殆尽，千里无烟，举城皆为瓦砾，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

　　整个成都不到20户人口。

　　四川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人口锐减，达到了历史最低记录，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后来的“湖广填四川”。

怀疑的立场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有一句名言，说的是“我们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们不能怀疑怀疑本身”。

　　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始终带着怀疑的眼光去认识问题，思考问题，任何东西都可以怀疑，除了怀疑自身。

　　我想我们认识张献忠一事，也应该如此。

　　其实，无论是从正史、野史还是民间传说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疑点。

　　值得我们怀疑，思考。

　　首先，无论《明史》还是《蜀碧》，这些史书都是清人修撰的。

　　无论是张廷玉还是彭遵泗，一个是三朝元老，官至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大臣；一个是乾隆二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是御用文人，所以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地。

　　例如著名的例子“七杀碑”的传说，相传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可是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

　　碑文上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

　　所以人需要反省。

　　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

　　某些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来宣宣扬张献忠的残暴！。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清军平定四川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矛盾之处。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太阳河畔遭清军突袭，中箭身亡后，满清立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

　　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取了屠杀的办法来征服。

　　这一点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而且1649年清军还贴出了一个告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

　　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可见对四川以及成都人民的屠杀清军同样有份。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清朝统治的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

　　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如果不是如此，在张献忠大屠下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迎接清兵。

　　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何来抵抗之说？千里无人烟的四川，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早就被张献忠杀光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早就被张献中杀完了的部下、士兵还能在四川各地重创清军？。

　　再次，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主张张献忠极其夸张地杀人也值得怀疑。

　　倘若张献忠起事当初，果真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

　　重演隆中对的策划。

　　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

　　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是如果刚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其实张献忠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的人才。

　　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命令作为政治号召。

　　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

　　因为若真把百姓全杀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

　　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

　　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

　　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

　　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大庙祭屠夫？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情结。

　　而宗庙，祠堂正是这种情结的体现。

　　祖先崇拜自然不比细说，祖先对后辈的养育亲情，乃是人的至情。

　　英雄崇拜则更加抽象和精神性，从治水的大禹，射日的后羿，到西楚霸王，到关羽、赵子龙，到岳飞、文天祥等等。

　　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尊敬和纪念，修建了各式各样的庙宇祠堂。

　　说了一大段英雄崇拜和庙宇祠堂，者似乎和张献中这一个公认的杀人恶魔毫无关系。

　　谁会崇拜一个杀人部眨眼的屠夫呢？谁还会为他修建家庙？。

　　然而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却有一座张献忠家庙。

　　那里的百姓称张献忠是为明末农民战争杰出的领袖。

　　据庙内石碑记载，崇祯年间，张献忠带领部队经过梓潼，率众到此祭祖，指着文昌大帝说：“此吾祖也，吾祖助我”，“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们联个宗吧。

　　”如果我能够获胜，就当为你重修庙宇。

　　后来张献中攻陷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于是，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立诗碑，张献忠亲题诗刻石。

　　增塑张亚子及其全家像，追尊文昌为太祖高皇帝，遂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大西王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

　　后来，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毁像，其后，又有人重塑张献忠像，但又被官方捣毁。

　　几经反复，先今的塑像，是近年才重塑的。

　　梓潼人出于对大西王的崇敬，称七曲山张献忠家庙曰“太庙”，为遮避耳目，又称“大庙”。

　　梓潼人曾于清初组成叫“国噜子”的农民起义队伍，年年假借神会，聚集拜谒张献忠像，祈求冥佑，实际效法张献忠为榜样造反，形成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的一支。

　　据说，清代两百多年中，川北农民起义绵延不绝，根源之一竟然是出于张献忠形象鼓舞。

　　人们对张献忠的英雄崇拜可见一斑。

历史是这样的吗？

　　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这显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简单言说就可以下定论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鲁迅先生的观点也可以大胆地怀疑，一那段历史并不是可以凭借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下结论的，即使他是一个伟人。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要否认张献忠在成都、在四川杀了人，而且我们承认他杀的也不少。

　　并不是要给他平反。

　　如果那样的话就娇妄过正了。

　　我们只是认为将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以及成都的人口荒漠的现实，一味地归咎在张献中的头上是不合理的。

　　张献忠转战湖广，西进四川，其用意在于借四川这一风水宝地为基地，力图干一番大事业。

　　1664年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陷北京后，到了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了成都。

　　当时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

　　于是张献忠命令部队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

　　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炸跨了城墙，才攻进成都。

　　其后宣布建立大西政权。

　　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要巩固政权，于是杀害前明在成都的官员是必然的。

　　下令屠城三日也是可能的。

　　三日之后，每日一小杀，这正是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所描写的内容。

　　然而我们不认为张献忠的屠杀是毫无目的的，而仅仅是为了开心，被杀之人都有其被杀的原因。

　　秦始皇坑杀赵兵是因为怕造反，蒙古人杀汉人是为了灭族，通过杀人来树立威望，防止敌人的反扑，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条不成文的规律。

　　后来就是青羊宫杀士一事，同样是这一道理。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自古文化思想发达，人们自我意识反抗意识较强。

　　张献忠正是认识到知识分子对其政权的威胁，于是重演了一出秦始皇“坟书坑儒”的古装剧。

　　据正史记载有一万七千多名才子被杀。

　　至于还有僧人、匠人被害一事，也与此相关。

　　可见，张献忠的屠杀正是为了巩固其政权的行为。

　　当然，张献忠在肯定还有其他的杀人行为，但是我们相信大的屠杀主要就是这些。

　　但是，就这样就可以说张献忠屠尽了成都吗？显然不能。

　　当然我们并不是为张献忠杀人辩护，也不是说宣扬杀人正义。

　　我们也承认张献忠给成都以及整个四川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文化的破坏更是影响深远。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

　　常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们大家都知道，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自然灾害的破坏，往往一次大的水灾或者旱灾可以造成几十甚至几百万人死亡；其次是战争，明朝末年战火绵绵，不论是军队还是百姓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几十年的战争造成几百万人死亡那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再次是瘟疫，往往发生在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之中或之后，爆发速度快，死亡人数会急剧增加。

　　所以无论史书如何记载，综上所述，造成成都十室九空的现实的原因，朝代更迭之际的战争是主要的原因，自然灾害的因素也有，但是以成都的气候可能性不大。

　　瘟疫作为战争的附属品，也应该有一份。

　　但是人为屠杀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将这一切都归结为张献忠的屠杀，显然是不公允的。

　　其真相应该是多个军事集团连年混战、天灾、瘟疫、饥饿等多种因素的总合，才使得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